我邓紫棋的重生，为什么这么难？

邓紫棋的重生之路为何如此艰难？或许这背后隐藏着一个被称为系统局的庞大结构。

这不是复仇故事，而是一次死而复生、失而复得的历程！邓紫棋发布的长文和重录专辑《IAMGLORIA》就像一颗石子打破了平静的水面，掀起了阵阵涟漪。

故事得从二零二四年1月说起，那时蜂鸟音乐在微博上发布了一份版权声明，列出了100多首歌的版权归属，其中包括邓紫棋在蜂鸟音乐期间发行的作品，所有词曲、录音和表演者权100%归蜂鸟音乐所有。此举引发了外界的各种猜测，有人认为这是针对邓紫棋的巡演，但实际上它是为邓紫棋的重录专辑计划埋下伏笔。

邓紫棋在公开信中透露，15岁时她签下了人生中的第一份合约。由于母亲不懂英文，仅凭信任制作人而签字。多年后，她才意识到，尽管自己享有署名权，但著作权并不在自己手中。原来我创作的歌曲，著作权根本不在我手里，只有版税会进入我的口袋……

邓紫棋的公开信详细解释了版权的分配问题，大多数音乐版权被分为词曲（著作权）和录音版权。泰勒·斯威夫特之因此能够重录专辑，是因为她一直掌握着词曲版权，同时合同中也约定了重录的年限。然而邓紫棋的情况截然不同，经过现有的公开信息解读，她的当年合同是买断制，所有的权利都归蜂鸟音乐所有。

幸运的是，邓紫棋的法律团队里有一位熟悉咱家版权法的专家帮助她找到了一条重录专辑的法律依据。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42条规定，录音制作者采用他人已合法录制的音乐作品制作新录音制品时，不需要经过著作权人许可，但应当支付合理报酬；如果著作权人声明不允许采用，则不可采用。

邓紫棋认为，由于蜂鸟音乐在首次录制或发行时，并未明确禁止他人采用，且她早早加入了香港版权组织CASH，保留了表演权和传播权，使她顺利完成了重录专辑，并能够在线发布。

对邓紫棋来说，重录专辑非常直接的好处，就是重新掌握作品的收益分配权。尽管从法律角度看，她依然需要支付合理报酬，并且她与蜂鸟音乐的版权纠纷尚未解决，依然面临版权归属的不确定性，但通过重录，她避开了原有的版权结构，掌握了重录作品的版税分配权，再也不用担心六年版税，分文未得。

更重要的是，无论非常终著作权归谁所有，邓紫棋通过新录音母带获得的录音版权收益不会受到影响。在当下的版权体系中，录音版权的收入往往高于词曲版权收入。而这也是泰勒·斯威夫特高价回购录音版权的原因——控制录音版权，才能真正掌握个人作品的商业命脉。

不过，在音乐版权争夺中，控制录音版权大多数比控制词曲版权更加困难。因为唱片的制作和发行大多数由唱片公司主导，音乐人作为表演者参与其中，虽然贡献了声音和演绎，但在传统的合约结构下，很少能拥有录音母带的所有权。

这背后其实是一场长达百年的系统局，在传统唱片工业的规则下，版权不仅是唱片公司的收入来源，还是其风险对冲的工具。唱片公司承担前期巨额投资和风险，大多数只有1/10的成功率，因此他们把版权归属当做资本安全的底线。

对于很多音乐人来说，刚入行时往往年轻，缺乏经验和谈判资本，不得不接受以版权换取资源、舞台和曝光的条件。在西方成熟的乐坛，词曲版权早已大多数转为代理模式，而在华语乐坛，买断式的合约依然比较常见。一旦签字画押，音乐人很难翻盘。

幸运的是，极少数人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早早通过谈判保住了自己的版权。例如凯特·布什（Kate，Bush），她一开始就创办了自己的版权公司，成功回购了自己的录音版权，从而掌控了个人作品的命脉。类似的例子，如泰勒·斯威夫特或邓紫棋，在遭遇问题后所向无前挑战系统局的实例，也是屈指可数。

音乐行业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创作乐园，而是一场复杂的博弈，涉及资源、权力和艺术。创作者们常常为自己争取利益，或者被他人算计，几乎没有别的选择。

在邓紫棋的公开信中，她一再强调自己作为失去孩子的母亲的身份。这实际上也是创作者们常常面对的困境：在这个行业里，创作者们很容易被当作资源，被整合进各种商业计划、项目合同和公司资产表中，个人的创作价值往往在工业化流水线上消失得无影无踪。

近年来，音乐行业也在悄然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例如，在Spotify和Apple，Music等主流平台上，越来越多的音乐作品版权开始标注为创作者本人拥有。像泰勒·斯威夫特、朴彩英、奥利维亚·罗德里戈（Olivia，Rodrigo）和Chance，the，Rapper等人，不再将作品挂靠在厂牌或版权公司名下，而是直接以个人名义标注版权。

这种看似不显眼的变化，实际上代表着音乐人版权意识的觉醒。越来越多的音乐人重新主张对自己作品的控制权，不只是是创作权，更是法律意义上的拥有权。

对于这些音乐人来说，这种转变无疑是一种重生。邓紫棋也通过这一历程证明了自己，掌握了个人创作命脉后，创造力也得到了更大的释放：新团队、新身份、新专辑、新巡演、新小说……

无论是泰勒·斯威夫特还是邓紫棋，正通过重录、回购、独立发行等方式，挑战传统的版权体系，并向整个行业传递一个清晰的信号：创作者正在觉醒，音乐不只是是作品，更是身份和自我主权的延伸。她们用自己的方式，在聚光灯下推动创作主权话题的商榷。

这些创作歌手，依靠着创作的优势，逐渐在个人事业中掌握了更多的议价权。然而，不论是哪一类歌手，音乐行业应当为作品回归个体给予更多的条件，而不是制造更大的障碍，让创作者的潜力能够得到更充分的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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